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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5月23日下午，清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沿问题讲座第八讲在第三教学楼1103教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齐昊应邀作题为《以新模式为载体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服务型制造的案例》的专题报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维主持讲座，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学院的四十余名师生参加本次讲座。
齐昊指出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产生的新一代服务型制造能够提高生产率，这种新模式中产生了劳动技术组织形式的变化，是对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理解与具体阐述。齐昊首先提到，“新质生产力”是目前社会和学界的研究热词，但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科技创新的层面，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新技术、新要素、新生产资料的层面，必须深入到科技创新所催生的新模式中。
随后齐昊解释了从服务型制造案例深入研究新模式的缘由。根据团队长期聚焦数字经济的研究来看，在平台经济中资本通过“跨界统合”组织并控制劳动力，这种模式是对“大工业—家庭劳动”模式的历史再现。当前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平台企业数量众多，但盈利能力有限。不同企业间盈利能力两极分化，少数科技巨头利润率高，占大多数的中小平台企业利润率低迷；劳动型平台高度榨取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转化为劳动型平台的高利润率，大量劳动型平台面临持续亏损。这是因为从生产方式看，劳动型平台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的技术优势具有非对称性：劳动型平台能够提高匹配效率和管理效率，但其技术优势并未改变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效率。而新一代服务型制造能够明显提高效率，通过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决策装置代替人的经验型决策和机器的编码化决策，使得技术创新与生产过程进一步融合，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为“社会化智能生产”，以平台型组织为媒介的社会分工代替以市场交易为媒介的社会分工，企业间不仅存在产品供求关系，而且通过数据和服务相连接，形成“数据—服务循环”。
但在现实条件下，即便是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并未完成这样的转变，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空心化，数字经济失衡；数字经济发展垄断化，数实产业脱节；产业创新金融化，产生了“耐心资本”缺位现象；制造业的服务化走上了一条“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导致了劳动者的贫困化与宏观经济的失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似乎出现了新的索洛悖论——技术创新与效率提高发生脱钩。因此，齐昊提出，在发展新模式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探索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讲座结束后，齐昊就平台经济模式中的服务提供、新质生产力研究现状等问题与清华进行交流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