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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三个30年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牢记苏共亡党失政的教训,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
 
    一、艰难曲折,灿烂辉煌
 
    一个人寿高九十,值得庆贺。一个政党同样如此。可最值得庆贺的不单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有90个年头,而是因为这是极不平常、极为艰巨而又极为辉煌灿烂的90年。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建党满90年的不算少,特别是工人运动兴起较早的欧美各国。而曾经执政的共产党像苏共和东欧一些党,现在都已经被赶下台,遭受亡党失政之痛。只有中国共产党依然是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而且是最大的执政党。党执政60多年来,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自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灿烂辉煌。前苏联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和中共是两个最大的执政共产党。但发展的方式和命运是如此不同。苏联已经解体,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被自己的领导人宣布解散,而原来比较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和平崛起,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第一大党,成为13亿人口大国的朝气蓬勃的执政党,成为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所重视,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进步人士所尊重并寄予最大期望的党。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以及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应该与实际相结合,单纯作为一个原理看,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耳熟能详。但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把它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一条理论原则,而且是必须路线化、政策化和方针化的实践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中唯一经过28年浴血奋战夺取政权的党;是革命胜利后在近30年中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奠定后主动进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30年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表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在实践上表现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表现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而在实践上表现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改造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在实践上则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90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而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
    就前苏联来说,列宁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榜样,产生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既具有俄国特色又具有国际意义;但苏联共产党并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必须俄国化的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斯大林过早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俄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实际,试图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来改变苏联的现实,过急过快地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包括工业和农业在内的个体经济。由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处于革命早期获得解放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支持,以及高度集权的力量,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犯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没有马克思主义必须俄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观念,没有一条与苏联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就但后劲乏力。事实上,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在清算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口号下,苏共逐步走上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是否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是能否立足中国实际,而且是变化着的中国实际。从原则出发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化中国,即改变中国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而且有一个文化优势,这就是我们文化遗产中包含着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党内不可能没有意见分歧,没有争论,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统一意志,加强团结,而不是像苏共那样采取党内清洗的残酷斗争方式。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批评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并没有引发党的分裂。1942年展开的延安整风,以学习方式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复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正确态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了第二个30年的经验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是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断裂和对立,依靠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如果毛泽东在中国,像斯大林在苏联一样被全盘否定;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像苏联一样被彻底否定,中国现在就完全是另一种局面。可以说,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光辉路线。
 
    四、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支撑和指导,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途径,还是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实现途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特征的凝结和精华。
    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是连续的、发展的、在不断总结经验、自我批评和团结奋斗中前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不是路线斗争史,更不是权力斗争史。我们党内当然有过路线分歧,也有过粉碎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夺权集团的斗争,但这只是短期的、片断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斗争的90年。90年中,党内有过分歧、实践中有过错误,有过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打倒一切和全盘否定的方法,而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因而每次纠正错误之后,都是一次更大的发展。
    苏联共产党则不同。列宁当然是辩证法大师,但斯大林思维方法中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完全搞形而上学:第一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不承认伟大人物的功过是可以分析的;第二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即否定历史,不承认对历史也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赫鲁晓夫倒台之后,几任领导人没有纠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更没有阻止苏联从解冻文学后漫延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抽象人道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导致这个趋势愈演愈烈。由于形而上学思维的恶性膨胀,斯大林和列宁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被彻底否定。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和思想土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必然应时而生,他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就是赫鲁晓夫开启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恶性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在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几十年恶性发展的社会思潮中培养起来的所谓政治精英,最终埋葬了苏联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这并不奇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支配下形成的政治和思想土壤上,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政治精英人物。历史经验证明,对待历史的形而上学态度,最终只能是自我否定和受到历史的惩罚。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但任何简单化的类比都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有人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开始反对个人崇拜;苏联接着是解冻文学,中国是伤痕文学;苏联是回归东正教,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最受追捧,中国是复兴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提倡尊孔读经;苏联是市场化和私有化,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和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此等等。这种类比是一种缺乏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不看本质的表面的肤浅的比较,
    中国改革与苏联的所谓“改革”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前者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因此可能会发生某些类似现象。相似性在历史中是常见的,何况两个国家改革起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面对清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遗产和某些错误的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和结果完全不同。苏联是在反对个人迷信口号下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而中国是批评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但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肯定毛泽东思想,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苏联解冻文学的恶性发展是与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呼应的;而伤痕文学在中国是批判文革中的“左”的错误,而且并没有发展为中国文学的主旋律。苏联回归东正教、回归十月革命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并不是强调继承遗产中的合理因素,而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对抗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而在中国我们倡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前提的,是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中国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目的,并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回归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至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为前提,发展非公有经济成分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是私人资本在市场中的无限扩张,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我们的非公有经济成分是以公有制主体为前提的,因此在中国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确立市场经济是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需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私有制和两极分化,以共同富裕为目的。
 
    五、牢记苏共亡党失政的教训
 
    改革会存在风险。我们应该具有忧患意识,需要警惕错误思潮泛滥,防止它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有些人的确企图把反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引向非毛化运动;把伤痕文学发展为否定社会主义、控诉社会主义“暴政”的入口和引线;把尊重传统文化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引向指导思想多元化,引向以全面尊孔读经来消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引向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把公有制挤出市场。我们不否认少数人存在这种企图。在热烈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欢呼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牢记苏共亡党失政的惨痛教训。
    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党会有两种命运?分析起来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路线不同。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灿烂辉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的鲜明对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党的路线问题,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最重要的问题。
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70多年后必然解体,注定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定要失败,注定苏联共产党一定会被自己的领导人解散。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自然界没有无原因的结果,人类社会领域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必然性存在于占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的长期活动之中。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的必然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自身推行的路线,即由自己的实践活动一步一步造成的。
    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历史演变进程还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任何非意识形态化,或指导思想多元化都贻害无穷。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大门,从所谓解冻文学开始,理论领域逐步陷入一片混乱,马克思主义被贬低、被歪曲、被丑化。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从边缘化到完全失去话语权,表明政治危机已经酿成。
    我们很难断言,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想搞垮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而不是真心想改革。但历史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赫鲁晓夫当时主观意图如何,不管他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和批判“左”的错误对开启真正的改革有何必要性,但他采取秘密报告的方式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的后果并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只要开启了意识形态自由化的闸门,种种错误思潮就会像潮水一样不可阻挡。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就说过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和列宁两把刀子。当苏联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令人突然想起了毛泽东“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句话。真是不幸而言中。有人批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反对发展科学技术,反对发展生产力,这是毫无根据的。卫星上天和红旗落地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并存关系。并非因为卫星上天,红旗才落地。也并不会因为卫星上了天,红旗就永远不会落地。红旗是否落地是社会主义变不变色的问题,这决定于路线;卫星能不能上天是科学技术,这决定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中国经验证明,只要红旗不落地,我们可以把卫星搞上天,中国就是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搞出“两弹一星”的;苏联教训表明,如果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错误,即便卫星上了天,红旗照样可以落地。前苏联为俄罗斯留下了那么多原子弹和高科技,资本主义不是照样在苏联复辟了吗?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是在科学技术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的情况下崩溃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科技决定论者。
    毛泽东作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预言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只能搞一元化,不能搞多元化;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状态,迟早会变色。意识形态的缺口一打开,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就会把社会主义制度冲垮。我们只要看看苏联解体前很长一段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主导倾向就可以知道。戈尔巴乔夫公开举起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是此前苏联意识形态路线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被丑化,许多闻所未闻的暴行和阴暗面不断在报纸、电台、小说、电视中,在“公开性”号召下被“揭露”。真真假假,百姓难以辨别;是是非非,群众难以判断。舆论阵地太重要了,舆论阵地掌握在谁的手中太重要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是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斗争方式更加现代化、多样化、日常化、软性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撕开一个裂口,就会沿着这个裂口不断撕裂、延伸、扩展,导致社会重心倾斜和人心涣散,最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与解体。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显得更为激烈。在理论领域,我们国家的确存在少数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非毛化思潮。少数人在重新评价毛泽东,不断揭露改革前社会主义的所谓专制和黑暗面,公开宣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宣称中国30年来的成就来自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是由于放弃社会主义和公有经济。这种种混淆是非的说法很容易迷惑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放弃单一的公有制,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能等同于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非公有经济,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还是应该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是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对于一个稍具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这种区别很容易分辨。
当然,质的规定性是处在一定量的限度内的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资源和劳动力配置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市场化之间、全盘私有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之间、思想和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化之间有质的区别,但还有量的界限。如果市场范围无限扩大、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无限扩张、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自由度无限扩张,这种量的无限扩张就会导致质的变化。质量统一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不懂得事物本质区别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不懂得超出量的界限会引起质的变化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毋庸讳言,我们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从国际上说,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最终目的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潮,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个领域中交往频繁而具备多种渠道和多种传入方式。所谓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就是西方国家利用国家的强大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后援的思想渗透和政治压力;从国内来说,由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利益多元化而必然产生的思想的多样化、多种利益诉求甚至不同的政治诉求,如果不加以引导,就可能发展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尤其是市场经济诱发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极有利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渗透。还要注意到,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以至食品安全和道德滑坡引发的群众不满情绪,从另一个方面引起思想混乱,不利于年轻人树立对改革开放的正确认识,不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地位的树立和巩固。
    近年来,党中央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大力提倡和宣传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都是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防止重蹈前苏联覆辙。苏共执政70多年,亡党失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执政60多年,依然朝气蓬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我们积累了自己的宝贵经验,有苏共的教训可资借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定能对人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1-12-29】  【访问计数:1224】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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