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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的发展演变

 
   【摘要】疏导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优良传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针。疏导方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历史经验表明,疏导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

    疏导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优良传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疏导方针的内容日益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指导方针。研究疏导方针的历史发展,有助于正确理解疏导方针的科学涵义,增强运用疏导方针的自觉性。

一、疏导方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物,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成熟。疏导方针最初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疏导理念指导下的方式方法。如民主讨论、耐心说服、批评教育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出现过重大挫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疏导理念、疏导方法上既有实践经验,也有理论积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2]89-90这是党的历史上较早出现疏导方针的重要文献。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疏通理顺了与会者的思想,引导大家在有争论的问题上深入讨论,克服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解决了红军党内存在的矛盾。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也指出:“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2]140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的发展演变“左”、右倾错误,必须运用正确的思想教育方针、原则和方式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38年1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任务、内容和方法作了全面论述,强调“必须开展指挥员、战斗员中的充分讨论,耐心解释一切疑难与误解”,[3]96对于犯错误犯纪律的人,“主要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执行纪律条令”。[3]97这既充分体现出说服教育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充分讨论”、“耐心解释”是实现疏通和引导的两个步骤。

    延安整风运动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原则,从而使疏导方针逐步成熟。毛泽东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4]827-82“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治病是前提,救人、毖后是目的;惩前与毖后、治病与救人的中介与方法是批评,就是“好好地说理”。[4]833“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4]1096延安整风运动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于人的处理问题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4]938没有过多追究个别同志的责任,而是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错误的内容、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既团结了同志,又分清了是非,大大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成为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典范。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4月,谭政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和军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标志。《报告》强调通过疏通与引导,平息不良思想和负面情绪,提高战斗积极性,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严肃地批评了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孤立主义等不良作风,倡导发扬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指出“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5]14《报告》总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风与方法主要有: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遇事要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典型的批评与典型的教育方法;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开展革命竞赛、表彰英模的方法;说服教育与耐心感化的方法;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选择能为他们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强调“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5]5-6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党内思想教育政策时,要求尊重人们发表意见的权利,鼓励大家把自己看到、听到、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小广播合法化,为政治工厂收集更多的原料。“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4]399讲话重申了发扬民主、疏通思想的必要性,肯定了疏导方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947年9月,战争形势变化及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运动的发展,要求军队必须更加英勇作战与更好的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又一次将疏导方针成功地付诸实践。新式整军运动以诉旧社会之苦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内容,“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新式整风运动。[6]广大干部战士将亲身经受的个人的苦和整个阶级的苦联系起来,把阶级教育同党的纲领、路线的学习、教育与军队的整顿结合起来,最终使党的路线、政策化为干部战士英勇奋战的强大动力。新式整军运动是一次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教育运动,“以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是很好的教育方式”。[7]它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来说明道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用群众切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从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这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是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了巨大成效。

二、疏导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1950年6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词中强调,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强人民的自我教育,对人民“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8]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仍将疏导作为执政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经过建国初期七年的恢复和改造,国内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对疏导方针进行全面阐释,成为疏导方针的经典性文献。一是明确了实施疏导方针的必要性。“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1]232二是论述了疏导方针的主要内容。强调要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09“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211三是厘清了说服教育与行政命令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指出疏导方针也需要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的支持,“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1]210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了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我们要采取放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278同时,毛泽东强调了疏导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告诫同志们“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1]279这里虽然没有运用疏导的概念,但实际上阐明了疏通和引导的基本含义与要求。

    随后进行的整风反右斗争违背了原定的疏导方针,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压制和破坏民主,致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不断滋长,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走入歧途,受到严重影响。经过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近两年的调整,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方式有所纠正,党内民主稍有好转。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疏导方针,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就是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9]291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9]309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教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影响下,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错误道路,其指导思想、领导体制、方针原则、内容方法都出现了重大失误。“革命大批判”和“四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抛弃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采用的说服教育、比较鉴别、积极引导等成功做法,对持有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做法侵犯了人们的民主权利,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三、疏导方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四有”新人,思想政治工作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促成了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也充分暴露了思想政治战线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为了更好地释疑解惑,198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坚持实行疏导的方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简单粗暴、堵塞压制。”[10]这是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出现“疏导方针”的概念。1982年4月,胡耀邦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发表谈话时再次强调:“对人民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我们要坚持疏导的方针,反对堵塞的方针。疏和导的方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针。我们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11]谈话进一步阐述了疏导方针的涵义,将疏导方针明确为疏和导两个方面,并要求双管齐下,在把握二者的关系中开展工作。从此,疏导方针成为各行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或制度的重要内容。如: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对农民进行教育,“必须遵循疏导的原则,以正面教育为主,表扬为主,耐心说服,循循善诱,既不能堵,也不能压,更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12]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13]1986年8月,国家科委《关于当前科技工作形势和今后工作若干意见的报告》也提出对于错误的意见,应当采取教育和疏导的方针。同年9月,“坚持疏导和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邓小平在继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疏导原则和方法,强调透彻说理,从容讨论。邓小平说“: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4]145“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15]145邓小平倡导的“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和讨论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符合人的思想变化规律的。“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15]336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5]39“2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15]390邓小平还将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作为疏导方针不可或缺的因素,突破了疏导方针对行为调控软弱无力的实践瓶颈,深化了疏导方针的理论内涵。1986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14]194过去我们总是将疏导与灌输相联系,通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导”,将疏导的调控范围局限于思想领域,而当说服教育和启发引导难以奏效,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时,就需要在疏导的同时,辅之于行政和法律手段。邓小平将思想政治教育扩展到行为领域,使疏导的内容多了动态因素,增加了约束和制约成分。他认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14]208当某种思潮已形成一种敌视社会主义、敌视党的领导的有组织的破坏力量时,就必须依法加以‘堵塞压制’,将之控制在萌芽状态。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面对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出现的新矛盾和困惑,党中央指出:“群众的愿望、意见、要求得到了反映,心情就舒畅,积极性就高涨。群众的情绪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得到疏解,就不至于来个‘总爆发’,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16]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改革中由于利益关系调整而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需要疏导和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消极倾向,需要加以克服”[17]649,“要善于疏导,注意发扬民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采取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平等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17]655鼓励群众反映真实情况,对正确的意见要虚心接受和采纳,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不同的意见要认真考虑,做不到的要据实说明,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要做出解释并加以引导,不允许对群众的意见采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文过饰非、敷衍塞责等错误态度。1995年1月,中宣部《关于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方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更要贯彻民主原则和疏导方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思想教育要善于运群众参与、平等讨论、自我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多做解疑释惑、平衡心理、化解矛盾的工作。要把疏解和引导结合起来,学会在疏解中引导,在引导中疏解。”[18]199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民主的原则和疏导的方针,对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多做解惑释疑、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工作。”[19]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面对新的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和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要成为我们今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20]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使得人们的思想活动出现了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等新特点,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如何协调各方面关系、化解思想矛盾,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巨大挑战。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新闻媒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21]662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1]66《4决定》前后三次提及情绪疏导、心理疏导和矛盾疏导,进一步丰富了疏导方针的内涵,拓宽了疏导方针的视阈,增加了疏导方针的使命,成为疏导方针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2“2]心理疏导”首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2009年10月,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发言指出,宣传媒体在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年12月,李长春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23]这充分表明疏导方针的作用和功能日益增强,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生长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疏导方针,这是我党在九十年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九十年来,疏导方针的发展演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历史经验证明,坚持疏导方针,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和实效性,进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功能和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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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王树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温静,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思想教育研究》
【发布时间:2011-08-25】  【访问计数:1621】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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